范进的“光环”
发布时间:2018-12-20作者:来源:农工党沈阳市委

 

上一回,我们讲了周进,这一回,咱们来说说他的学生——范进。这位老先生,对国人而言,算得上是《儒林外史》的“第一明星”。

尽管在知识阶层里享有极高声誉,但与其它几部章回体经典不同,《儒林外史》在公共文化圈子里的接受程度其实并不高。如果做一番调查,你会发现:许多人仅知其书名,勉强能够对应上作者是吴敬梓(一些朋友甚至连“梓”的读音还叫不准),而未读过原着。对他们来说,“吴敬梓写成《儒林外史》”,只是一条干巴巴的文学常识而已。即便是读过原着的朋友,也大都没有通读全书,只是选择性阅读。而这种选择,又多是被动的。说白了,无非是在义务教育阶段,读过入选语文课本或读本的章回段落。而入选课本或读本,又大都是原着第三回,并题名为《范进中举》。于是,在文学传播实际中,范进的形象被一再突出、放大,成为书中影响最大的一个“明星”角色。

既然是明星,当然要有“光环”。否则,如何能持续地吸引追捧者呢?只不过,与时下各路流量明星头上耀眼的金色光环不同,范进的光环并不是美丽夺目的,而是幽暗阴沉的,如一团黑云,隆隆地翻滚着,让人感到压抑——这其实不是一种明星效应,而是一种艺术典型性。换句话说,范进的形象,代表了18世纪中叶受科举制度荼毒而丧失了灵魂与生命活力的知识分子群体。人们对该形象的关注,实际上是借以表达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同情、怜悯与讽刺,以及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。

作为一个文学形象,范进身上自然有艺术夸张的成分;而作为一部“讽刺书”的角色,范进形象也必然有漫画式的倾向。然而,这都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的。有朋友可能会问:范进考到五十四岁,胡子都白了,还只是一个童生,这不是艺术夸张吗?其实算不上夸张。他的老师周进“奋斗”到六十多岁,也仍旧是一个“不曾中过学”的童生,比范进还多赔出十年去,更为可怜。而这两个人物的境遇,在当时是有相对真实的历史根据的。今人总形容高考是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,但跟古人比起来,今天这座“独木桥”的桥面,还是足够宽敞的,尤其近十余年来,高等教育的门槛大幅降低,对于众多学子来说,追逐“大学梦”,不必再发“明明如月,何时可掇?”的感慨。而古代读书人进学的几率要低得多。虽然宋代以后,文人官僚集团的规模不断膨胀,但近古以来,全国人口也在持续增长,读书人的数量自然也较之前更多。尽管明清时期的文官系统愈来愈臃肿,但能够提供的“岗位”仍是相对有限的,寒门子弟固然可以怀着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梦想,但真正实践起来,却绝非“掐朵花儿”、“迈个门槛儿”那般轻松简单,否则,也就没有“蟾宫折桂”、“鲤鱼跃龙门”之类的比喻了。尤其评价和选拔的主观性太强,缺乏相对统一而客观的标准,主要依靠阅卷者个人的学养与好恶——更有不少不学无术的阅卷者,晚清笔记《春明梦录》中就曾记载有主考官不通文墨,临场不检阅试卷,只将卷子排成一圈,置一枚鼻烟壶于其中,转动烟壶,壶头朝向哪张卷,即取中哪张卷,而如此荒唐的行为,“当尚不少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自然有不少抱玉握珠而不得展志者,空有一腔抱负,徒具满腹经纶,却久踬科场,偃蹇一生。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少有文名,19岁应童子试,接连取得县、府、道三个第一,但之后屡战屡败,直到44岁才援例补廪膳生,70岁才成为贡生。一辈子搭在科场里,失意落拓,“潦倒于荒山僻隘之乡”(蒲立德《聊斋志异跋》),而蒲松龄的遭际,在当时又绝非个案,可见小说并未比现实夸张到哪里去。

当然,周进、范进并非蒲松龄一般的怀才不遇者,因为“怀才”的前提并不成立。周进勉强算是有才华的。小说里交代,他曾取得童试第一名,还称得上“年少成名”。而范进则没有半点才学,文章写得一塌糊涂,连周进看了都摇头,叹道:“这样的文字,都说的是些甚么话!怪不得不进学。”有的朋友可能要说了,不善八股文,不见得就是没才学,许多才子都不是“应试型”选手啊。这话固然有道理,但按在范进身上,实在不合适,因为他不仅没有才学,实在连起码的文化常识也没有。第四回里,范进与张敬斋一同到汤知县处“打秋风”,酒席之上,张敬斋说起刘基,称他是“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,‘天下有道’三句中的第五名”,范进还质疑道:“想是第三名?”但实际上,刘基是元朝进士,入明就担任要职,没有张敬斋所说的中进士、入翰林、贬知县等事。张敬斋固然是信口开河,范进一本正经地进行质疑,说明他也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(况且,这段历史距离他也不过才一百来年)。而当时这样的读书人不在少数,满脑子唯有“四书”“五经”的生硬教条,只会“背死书”,而不懂得学以致用,“教材”以外的知识,全然不知;每日里用八股文的程式化表达,模塑自己的思维,形成定式;最终丧失了对人生与现实的思考和感悟能力,变成被科举制度“蛀空”了脑子的行尸走肉。所以说,范进在科场打拼大半生,衣衫“褴褛破烂”而不改其志,并不是为了“证明自己”,或是“实现人生价值”,那是有真才实学者所执着追求的,范进的举动不过是放不下功名利禄之心,是当时士子阶层普遍存在的对权势富贵的机械追求。这也正是作者吴敬梓想要借该形象进行讽刺与批判的。

而吴敬梓的讽刺与批判又不止于此。他没有将范进塑造成一个与自己相近的科场上的“失败者”,恰恰相反,范进最终进了学,中了举,更做了官——一个“文字荒谬”的老童生,居然能够时来运转,平步青云,这才是科举制度真正的荒诞之处!范进本来是不该进学的,但偏偏遇到有过相同经历的周进,周进见他“面黄肌瘦,花白胡须”,不仅多出几分怜悯,更有不少同理心;周进本来也不欣赏范进的文章,但在范进之后,迟迟没有人交卷。周进不得不把范进的卷子又看了一遍。天底下的事象,总是这样的——看多了便顺眼了,就像《西游记》里猪八戒说的:“丑便丑,奈看,再停一时就俊了。”看人如此,看文章亦然。连看两遍,不免就“觉得有些意思”;纵然看两遍,周进也没有要提携范进的意思,但偏偏有个爱卖弄文才的魏好古,声称“诗词歌赋都会”,请求周进出题面试。周进最不喜诗文一类的“杂览”(也是一个被蛀空了脑子的),严厉斥责了魏好古,回过头再看周进那些死守书本的话,自然就心生爱意,大加赞叹了。所以说,范进能够进学,实在出于侥幸。而一次的侥幸,或可说是“走狗屎运”,但“狗屎运”一直走下去,便是制度问题了——不是出现了范进这样的“系统漏洞”,而是科举制本身的“算法”有问题。可见,吴敬梓没有停留于躲在角落里舔舐羽毛,慨叹自己的遭际,而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科举制度本身。作为一位冷峻而客观的刺世者,吴敬梓是站在更高的精神崖岸之上的。

站在更高精神崖岸之上的吴敬梓,是以俯视的姿态来审视范进的,在他眼中,范进不过是如蝼蚁一般的人物。鲁迅先生曾描述《儒林外史》的叙事特征:“全书无主干,仅驱使各种人物,行列而来,事与其来俱起,亦与其去俱讫”。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)可谓一语中的。不过,我们在读鲁迅先生这段话时,往往习惯性地选取正面迎上去的视角,换句话说,我们总想象着小说中的人物是迎面朝我们走来的。然而,如果考虑到吴敬梓的创作心理,考虑到叙事者的叙述姿态的话,这些人物其实是如蝼蚁一般,在俯视视角之下,行列而过的。他们可悲、可悯,也可恶、可厌,甚至不乏可恨者。范进虽然是广大普通读者心目中的“第一明星”,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作者笔下蚁群中的小小一只而已。

(作者:农工党辽宁大学支部委员,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)